讲座时间：2026年9月20日

讲座地点：河南省图书馆嵩山路馆区 学术报告厅

讲座主题：礼赞丰收——从千年乡土制度到新时代乡村振兴

主讲嘉宾：魏婷婷，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、讲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主要内容：金秋送爽，礼赞耕耘。岁岁五谷丰登，根植于中国千年乡土治理的积淀与革新。本次讲座立足中国农民“丰收节”，致敬农人、赋能乡村的时代内涵，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千年演进脉络。讲座回溯古代“乡官制”“保甲制”“职役制”的迭代，解读“皇权不下县”的乡土模式，剖析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实践困境。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治理变革，历经基层政权重建、农业合作化，到改革开放“乡政村治”、新农村建设，迈向新时代“乡村振兴”战略。结合河南粮食大省的现实发展现状，剖析制度迭代与农业发展、农民增收的内在关联，读懂丰收背后的治理力量，感受我国“三农”事业蓬勃向上的时代生机。

第一部分：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

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根基，“乡里制度”是古代乡村治理的核心，分为三个发展阶段。第一是“乡官制”阶段（夏商周至隋代）。西周实行“乡遂制”，区分国人居住的“六乡”和野人劳作的“六遂”，设置完备乡官，户籍管理与军事编制合二为一。春秋战国郡县制兴起，乡下沉为县下基层单元。秦汉确立乡、亭、里体系，乡官由县级任命，基层兼具行政职能与半自治色彩。魏晋南北朝出现民间聚落“村坞”。这一时期乡官享有俸禄，乡村社会拥有较高自治空间。

第二是制度转型阶段（隋唐至两宋）。隋朝不断削弱乡官权力。唐朝正式将“村”纳入官方管理，里正主管乡里全部事务。唐中后期推行“差科簿制度”，按照贫富轮派差役，乡官开始向职役转变。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“保甲制”，完成从“乡里制”向“保甲制”“乡官制”向“职役制”的重大转折。职役本质是无偿徭役，官府不再发放俸禄，征调民户承担基层各类差事。

第三是“职役制”阶段（宋至清代）。“保甲制”以户为单位，实行联保连坐，重在强化治安管控，国家对乡村的渗透持续加强。乡官彻底变为强制服役的职役。元朝设立村社劝课农桑；明朝前期实行“里甲制”，后期保甲盛行；清代推行“摊丁入亩”后，“里甲制”瓦解，保甲包揽赋税、治安、救灾等全部基层事务。古代治理呈现“皇权不下县”的特征，正式官僚止于县，依靠乡里组织、宗族、乡绅构建“双轨政治”，国家权力与地方绅权、族权互补博弈，共同维系乡村运行。

第二部分：民国时期的农村公共管理

民国时期，乡村治理在地方自治与国家权力扩张之间挣扎。清末新政开启地方自治尝试，但缺乏社会根基，反而助长地方豪强势力。南京国民政府先推行地方自治，受战争影响转而实施“新县制”，重建保甲体系。由此形成“乡村经纪人体制”，国家依靠地方代理人汲取资源，却无力约束其盘剥民众，造成国家政权内卷化，自治改革最终失败。

第三部分：改革开放前、后的农村公共管理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彻底废除保甲旧制，开展划乡建政与土地改革，摧毁旧乡村权力结构，将国家力量延伸至村庄内部；随后开展农业合作化，推动乡村向集体治理转型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农村治理历经三次模式变迁。第一是乡政村治，实行政社分开，乡镇行使国家行政权力，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，实行民主自治，但农民税费负担较重，“三农”问题凸显。第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，国家由从农村“索取”转为“反哺”，按照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建设乡村，但是城镇化带来“空心村”、产业滞后等新难题。第三是乡村振兴阶段，面对农村要素外流、乡村凋敝的现实，党的“十九大”提出“乡村振兴”战略，二十字总要求升级为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。坚持国家战略引领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统筹五位一体建设，牢牢把握农民主体地位，分阶段推进，最终实现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。

纵观千年历史，我国乡村治理从古代半自治的乡里保甲体系，经过民国的探索失败，新中国打碎旧制度重建基层秩序，再到改革开放不断迭代更新。历史上乡村治理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：有效的乡村治理是粮食丰收、乡村发展的根基，新时代乡村振兴，正是在传承历史治理智慧基础上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国家战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