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座地点：河南省图书馆嵩山路馆区 学术报告厅

讲座主题：黄河为号——从《黄河大合唱》读懂抗战时期的

文化符号与民族精神

主讲嘉宾：李琳倩，河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，

复旦大学在站博士后。 

主要内容：清末民国，随着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觉醒，黄河逐步被赋予民族“母体”的象征，“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”这一认知逐步在社会传播开来。这既为中国共产党建立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创造了社会基础，也为光未然、冼星海携手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把黄河塑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奠定了深厚根基。

全面抗战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引领和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下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从延安传遍大江南北，远播海内外。激昂的乐曲化作抗战的时代怒吼，鼓舞亿万中华儿女团结御侮，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奋勇拼搏。黄河承载的民族意象愈发深入人心，为凝聚国民文化归属感、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。本期讲座专家带领我们回望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诞生与传播历程，重温那段以黄河为精神号角、全民浴血抗争的壮阔岁月。

第一部分：黄河与近代中华民族意象的构建

黄河作为母亲河，地理上河道曲折，既孕育肥沃土地，也频发水患，中华民族在与黄河的相处奋斗之中，积淀深厚的文化创造力。许倬云在《万古江河》中就把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。陕北民歌《黄河船夫曲》，借船夫搏浪的形象，展现黄河之上人民顽强生存的面貌。清末民国，民族危机刺激民族意识觉醒，梁启超、杨度等人传播中华民族、五族共和思想，大量报刊、诗文将黄河定义为“民族母亲”，黄河不再只是自然河流，而是升华为民族苦难与抗争的文化载体，为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诞生铺垫思想基础。

第二部分：抗战文艺宣传与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创作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国土接连沦陷，黄河也被赋予国防层面的时代意义。词作者光未然、曲作者冼星海此前就在上海、武汉投身救亡文艺创作。1938年光未然随“抗敌演剧三队”在黄河流域行军，目睹壶口瀑布、黄河船夫搏击惊涛骇浪，获得创作灵感，后因坠马来到延安；冼星海也于同年抵达延安。1939年二人合作完成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全作共八个篇章，不同篇章分别使用合唱、独唱、对唱、朗诵等多种演绎形式。冼星海吸收黄河号子、陕北、山西民间曲调等民族音乐素材，结合现代作曲技法，不同曲目分工明确：《黄河船夫曲》复刻船夫搏斗风浪；《黄河颂》礼赞民族的伟大；《黄水谣》《黄河怨》诉说百姓遭受的战争苦难；《保卫黄河》以轮唱点燃战斗热情；终曲《怒吼吧，黄河》向全中国乃至世界发出抗争号召，实现文字与音乐的深度融合，把黄河的意象转化为听觉上的民族精神符号。

第三部分：抗战时期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传播

1939年4月作品于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，5月11日在“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”上正式公演，冼星海亲自指挥，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观看支持。此后依靠现场演出、口头传唱、曲谱抄录、印刷向外扩散，受战时政局影响，不同地区传播情况存在差异。传播范围不仅覆盖国内延安、敌后根据地、大后方，还传播到海外：在缅甸开展公演，后被翻译为英文登上美国舞台。在不同区域，作品都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延安的各界文人、外国记者都高度评价这部作品；敌后根据地中，《保卫黄河》广为传唱，鼓舞军民斗志，甚至感化伪军；在重庆、桂林等大后方，音乐会演出激起民众保家卫国的使命感，就连国民党宪兵都会传唱其中曲目。作品还被用来募捐抗战物资，也感染朝鲜义勇队等国际反战人士。周恩来评价其“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”，郭沫若也盛赞它是抗战时期最成功的新型歌曲。

清末民初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，让“黄河是民族母亲河”成为社会共识。在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时代环境之下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借用黄河已经成型的文化意象，将自然地理符号转化为抗日动员的重要文化资源。尽管战争与政治因素造成传播的地域差别，但这部作品完成了精神塑造，强化了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地位，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志。同时也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大众化、民族化的文艺宣传，以文艺助力民族觉醒，为抗战胜利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。